落地的方式很糙，像被人从通风管里倒出来。

睁开眼站在一条不认识的走廊里，头顶是老式荧光灯，嗡鸣的频率比现在低一档。脚底下是打了蜡的油地毡。左手边一块软木板上钉着通知，纸边卷了——我没细看，先把自己这身过了一遍筛子：白衬衫、深色西裤、手里一个牛皮纸本子。这套行头在 1969 年的贝尔实验室里，等于隐身衣。

走廊里飘着两样味道：咖啡，和一种更老的东西——裁纸机切过的穿孔纸带，那股微酸的、像旧报纸混着机油的味道。我大概会天天闻到它。

这里刚死了一个项目。

四个月前，也就是今年四月，贝尔实验室退出了 Multics。这事走廊里没人正经提，但你从每个人的走路速度上能看出来：一群人刚把三年时间倒进一个”做得出来但不划算”的东西里，现在正在重新找活儿干。

我跟着人流拐进一间机房。门没锁——那年代的门基本都不锁。

然后我看见了他。

一台 PDP-7，一个人。

机器不算大，比一台双开门冰箱高不了多少。十八位字长，八千个字的内存。换算成你们熟悉的单位，勉强够装下现在一张微信表情包的十分之一。DEC 造了大约一百台这种机器，到 1969 年它已经是过气货了。

坐它前面那个人，瘦，头发有点乱，衬衫下摆没塞进去，手里在改汇编。他不抬头，不说话，也不管我是谁。

他就是 Ken Thompson。

我没敢打扰。站在旁边看了大概二十分钟——二十分钟里他只说了两句话，一句是”把那卷带子递给我”，一句是”不”。

他在写一个操作系统。

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操作系统。没有内核态用户态、没有虚拟内存、没有驱动模型。就是：一个文件系统，一个进程调度，一个能让两个人在同一台机器上同时敲键盘的壳。所有东西加起来，他现在写了大概几千行。

墙上贴着一张手画的目录结构草图，铅笔的。我看了一眼就愣住了——

那是一套树形文件系统，统一命名空间，设备和文件用同一套接口读。

我心里那根弦”啪”地响了一下。这东西后来统治了世界五十年，而此刻它在一张铅笔草图上，作者本人大概还没意识到手里握着什么。

我做了个决定，一个我觉得会跟我一路的决定：我什么都不说。

我知道这套设计的每一条岔路在哪，跳过哪一步能省三年。但我也知道，正是那些看起来绕远的岔路——权限位、管道、文本流——最后长出了整片森林。我现在往里塞一个正确答案，等于剪掉一整根枝干。

知道答案不等于能说答案。 这是我今天学的第一课。

傍晚在茶水间碰上一个高个子，叼着烟，正在抱怨分时系统太贵。”我们不需要一个能同时伺候一百个人的系统，”他说，”我们需要一个便宜到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台的。”

这人叫 Doug McIlroy。后来他发明了管道。

我问他，这机器上这套系统叫什么名字。

他想了两秒，说：”还没名字。“

好。那我就陪它一起等名字。